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早在占领波兰并建立起第一个毒气室之前,它就开始使用种族屠杀手段。第三帝国在1945年走向“全面崩溃”时也与众不同,它垂死挣扎,耗尽了德国社会的全部精神和物质储备。德国人在柏林为了保卫帝国总理府而战斗,而日本人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顽抗到东京帝国皇宫大门前。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7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失去光辉,反而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15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如洪水。然而,无论是学术式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10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显著,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经被埋藏的普通民众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和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录。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遇到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们用滥“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希望在道德取得共鸣: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集体创伤”的概念主要应用于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划等号,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上20世纪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做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坏”的标签,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防军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实施的公开绞刑和集体处决。关于群众参与德国战争罪行的这段灰暗历史,随着学术研究深入进行,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们藏在制服口袋里的私人照片和他们的妻儿照片摆在一起公开展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奥地利和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不愿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展出引发一些反作用,随着焦点转到德国妇女和儿童成为英美轰炸和苏联强奸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担心会回到1950年代盛行的比赛谁的民族痛苦更深重这个老路上来……